作者：岛人小山
本篇文章所要谈到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名誉价值的演变史中最复杂的一段，同时也可能是最有意思的一段。
【英格兰的阶级体系】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开始的时候，英格兰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层。如今的人可能将阶级与收入联系在一起，收入的确是决定阶级的一个方面，但英国的阶级同时也取决于你的价值观、教育、职业、家族关系、家族历史、血统、还有你个人的言行举止和衣着打扮。
三大阶级顶端的是王族和食邑贵族。这些分封贵族有头衔和采邑，大多是中世纪以来家族始祖在各种战争中以军功获得，并且这些家族在各种内斗外患中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领地和头衔。他们拥有土地，但多数都佃租给其他人经营。分封贵族之下就是乡绅阶层，由于长嗣继承制，贵族头衔只能传给长子，而幼子们则大部分进入了乡绅阶层。他们没有贵族头衔但血统依然高贵，是真正的“绅士”。无论有无头衔，另一个决定他们上流身份的标志：他们无需工作。实际上，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人如果像普通人一样劳作买卖就会被视为一种污点；贵族只以食邑为生。
第二个阶级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拿工资，靠“干净”的工作生活。中产阶级中的佼佼者有牧师、军官、律师、医生、教授、和名校校长等等。能雇人代劳的富农也被视为中产阶级。各种职员也是，但属于中下层。工厂主、商人、银行家是中产阶级的新兴会员。随着白领工作的增加，新增的职业还有记者、警官、保险人等等。
最后一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干各种“脏”活，意指各种体力活。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已经普遍接受了这种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在这个体系中的定位。每个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规矩、准则、文化、甚至语言用词。去效仿高于或低于自己阶级的行事方法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一套。
中产阶级是晚近才逐渐兴起的，在此之前整个社会基本只有两个阶级：尊贵有土者和卑微的无土者。有土贵族的特权体系是排他的。平民即便效仿模仿贵族的名誉准则也不能进入贵族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名誉世袭罔替，名誉由合法的子孙继承。贵族如果在贵族圈内举止恶劣，理论上也有可能失去“绅士”的头衔，但事实上论到绅士身份主要还是看血统。
维多利亚时代兴起的中产阶级开始挑战这个传统的阶级体系，开始创造社会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一种跨越阶级的新名誉文化变得迫切起来。
【中产阶级的兴起·名誉体系的扩充】
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如日方中。工业的力量摧枯拉朽地改造着西方的技术、社会、经济图景。1837年，在18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继承不列颠的王座时，女王的子民很少有人到过自己家乡方圆10英里以外的地方；物资和信息的传播速度仍旧是马匹的速度；只有三分之一的新郎新娘能在自己的结婚证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到了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时，整个英国社会生活的神韵和脚步都已今非昔比。80%的英格兰公民居住在城镇中，其中有些人的家中已装上了电灯，橱柜里可能储藏着罐头食品；人们在煤油路灯下行走；电报将信息传输的速度上升到光速；铁路在大地上交错；豪华的蒸汽船将醉醺醺的旅客从英国运到美国只要9天；人们用打字机写信，在当地的照相馆留下自己的肖像；医院有x光、疫苗、麻醉剂；男人可以用安全剃刀在家为自己剃胡须而不用去理发馆；义务教育普及，识字率基本达到100%。
19世纪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则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工业革命不止创造了制造业的工作，同时也让贸易和银行业蓬勃发展，带来了一批全新的白领阶级。英格兰的经济中心从农业转移至工业资本主义，早期中产阶级的收入远远高于地主。但制造业、商业、银行业新贵们的政治地位和身份没能与他们对国民财富的贡献相称。贵族，这一历史悠久的名誉群体从来没有被外部如此严重地挑战过，他们为了自己的地位而奋力斗争。中产阶级最终让传统贵族作出妥协，不仅保持了他们的财富和在政府的声音，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名誉准则—— 一种无论阶级、只以德行为标准的体系。
【斯多葛-基督徒式的名誉法则是什么？】
维多利亚时代为中产阶级发展出的名誉准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合体。首先这是一种对贵族价值的逆反。英国摄政王时代（大约1795-1837）上流社会的风气变得颓废、纸醉金迷、过于注重外在的服饰形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人回首那段时期，认为物质主义已吸干了社会的灵魂 —— 有钱人身着盛装，内心却腐朽空洞。维多利亚人以推崇持重和端正的来反击这种旧风气。其次，中产阶级也蔑视贵族将无业食邑视为德行，懒惰无为而鄙视勤劳的作态。商人阶层的兴起一举扭转了这种风气，他们认为懒惰是恶习，劳动是一种近于神圣的美德。
第三点，福音派基督教的复兴。传统的加尔文主义认为人类全然败坏，得救与否是命中注定的。福音派改变了这种教条，开始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神的救恩向任何选择相信，并耕耘自身内在信仰的人开放。与此同时，福音派新教徒劝诫道，人与神的关系的好坏基于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操。信徒应该为道德的完美而奋斗，在工作中净化社会风气，转变腐败行为，并扶持受压迫的人。
第四，怀旧。维多利亚时代和文艺复兴有些类似，人们一方面不断进步，向前看；同时也怀旧复古，向后看。他们回顾过去的社会并激励自己去改进自己的社会。他们从中世纪口耳相传的骑士精神中汲取营养，从古希腊哲学中提取了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
第五，民主的扩张。几个世纪以来，分封贵族所组成的寡头政治看似牢不可破，他们不仅控制国会也控制着整个文化。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开始反对以土地面积作为投票权和内定为政府官员的制度。一系列的改革法令让几百万英国男性获得了公民权，创造了更广泛的平等主义，并且培养出了一个被称为“绅士”的跨阶层的群体。
最后，以个人奋斗造就自己。正如前文所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出生的阶级，跳出自己的阶级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普通人无论多么努力也别想进入贵族的阶级。而社会经济从农业转变为工业时，社会阶层的流动成为了可能，或者如英国人所说“可移去的不平等”（removable inequality）。只要一个人在工业经济中努力发展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技能和品格，较高的社会身份也是能够被挣得的。
如果你就这些因素都放在一个炉子里搅拌，你就会发现历史学家伯特伦·怀特布朗所谓的“斯多葛-基督教式的名誉”就是维多利亚人的名誉。而维多利亚人常常用“体面”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民主的精神激励他们将功绩作为看为比血统更名誉的准则，而每个因素都为这种新的名誉体系提供了数种价值。
针对贵族的繁文缛节，提出了“礼仪改革”，端正得体的行为有了新的规则，影响了人们的衣着和谈吐。诚挚和郑重被视为最重要的德行；虚荣、轻浮、纨绔作风被摈弃。福音派的运动强调了一些重要的道德，特别是贞洁、虔敬、仁慈等等。中世纪骑士的追思激发了对女性的礼让，而对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的让他们遵循独立自足、自控、淡定的风度，也就是英国人著名的“绷紧上唇”（stiff upper lip，意思是镇定沉着）。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名誉伦理将德行与经济上的成功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德行也就那些能够帮助中产阶级以工作崛起的精神：主动、深耕、发明、独立、负责、雄心、节俭、守时、守序、干净、耐心、可靠，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努力。
【斯多葛-基督教式的名誉准则在现实中有何作用？】
一、维多利亚式的名誉体系为快速变革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框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城市导致人的陌生化，原始的名誉体系需要团体内部成员都互相认识。而一个彼此陌生、毫无人情味的社会如何去检查人们的行为，人们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声誉呢？
维多利亚的名誉体系严格遵循礼仪和举止的规范，并将此视为一个人体面与否的标准。礼仪的设计是为了培养体统，而同时也帮助减轻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双方都知道在各种情况下待人接物的套路。而遵循道德的操守就能逐步建立个人的名誉；良好的举止是外界给予一个人评价的标杆，这些外在的表现被视作一些内在品格的流露，包括自控自制、明礼知节、遵道守法等等。
另一方面，你在一个城市里也不是完全陌生的。如果你在你雇主那里得到恶评，比如举止无当、道德低劣、马虎懈怠、玩忽渎职之类，那么你在社会和商界都难以立足；因为在你寻求一个新的商业或社会契约时，你必须提供几封推荐信或介绍信作为你人格的担保。你在一个地方获得的评价可能会跟随你一辈子。
二、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准则为新兴的职业创造出行为标准。封建贵族垄断政治和文化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能相对容易地拥有一种被当时所珍视的价值：淡泊；而这也是他们不劳作的理由之一。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封建贵族能淡泊钱财，所以他们的道德和智识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性，从而无论环境的变化他们都能做正确的事情，也就是期望他们能将社群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
而这个问题也落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头上，当传统的职业人数大幅增加，新兴职业不断涌现的时候，将如何保证这些专业人士也能保持一种淡泊的心态？作为回答，各行各业的职业操守被发展出来，而这些操守绝大多数是依照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原则而制定的。比如，从业者必须将诚实、责任、守法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有时候很难相信，当时很多行业缺少法律的约束，但商业的道德标准却相当的高。少数欺诈的丑闻难以避免，但整个名誉系统还是很好地监督了各种腐败现象。
三、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准则创造出更多普适的准则，帮助弥合阶级纷争。
19世纪之前旅行和通信十分受限。贸易不发达造成各个社群很大程度上是自治自律、自给自足的封闭团体。铁路交通打破距离的障碍，旅行的成本下降了，全国性报纸和大众娱乐削弱了各地区独特的习俗。而当物理和文化的隔阂逐渐消失时，阶级的区别依旧存在。故而一套更普适的名誉准则能帮助团结全国上下，创造民族的凝聚力。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学者Richard D. Altick如此论述：“当一个民族面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时，被广泛接受的福音派信仰道德起到了弥合的作用，将各个阶层带到一个可以被称为道德民主的旗帜下。阶级之间互相摩擦的关系被他们共同的道德伦理所润滑了。”
四、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准则培养了誓约的习惯，并创造了许多更小的男性名誉群体。
维多利亚式的名誉准则跨越地理界限和阶级分野，为真个社会提供统一的价值标准。与此同时也在冷漠的关系中为人们导航，无根的人们不断增多，孤独和陌生促使一些男性结成一些小型的名誉社团，这些社团是对旧时兄弟会的模仿。互相宣誓的做法越来越普遍，这让人们将自己斯多葛-基督教式的理想放入实践，看一个人是否能言出必行，同时也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相互效忠，结义为兄弟。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大学中创建的兄弟会，一般会员会宣誓对兄弟会的忠诚，并保证自己的将像一个绅士那样行事为人。
【斯多葛-基督教式的名誉准则背后的社会和哲学意图是什么？】
所有的名誉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激发其成员对于某种行为的积极性，而履行这些行为是名誉群体所认为能保证健康、幸福、和安全的。达到目的的手段有羞辱那些不能符合准则的成员，奖励那些符合的，并给予其中的佼佼者以荣耀和特权。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与之前谈到的原始名誉文化不同，纯粹的生存竞争不再是最紧急的事情。而古代以眼还眼式的反射性正义已开始受到专业执法和司法系统的管制。故而维多利亚时代对的它的名誉体系有更高的要求：进步性——道德的和物质的。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言，二者必须齐头并进。他们相信正如人类可以用智识驱动蒸汽和电力，用工程学去改造他们物质世界的环境，他们也可以去将自己的潜在力量管理得井井有条。每个人都可在道德上进步到他所决心达到的地步。
个人的进步与物质的进步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如Altick所言：“社会个体灵魂的健全为这个社会带来了福祉。” 换句话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越多的人过着有德行的生活，整个社会就会越好越强。反之，若每个人都过着不道德的生活整个社会的力量就会被削弱，有些人甚至认为战争时期的道德散漫是叛国。男性为了维护绅士的身份而积极地生活，并避免遭受羞辱。他在准则内行事优秀，则同时促进他的进取心、勤奋、律己等等优良的品质，其结果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更有身份更有地位的绅士。而只要更多的人为争取这些身份而努力，则整个社会就会有因更多的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而获益。这一点上维多利亚式的名誉体系发挥的作用和远古部落里的一样，利己同时也利他。
【斯多葛-基督教式的名誉准则是公共名誉还是个体名誉？】
前面我们谈到过传统名誉衰落的根源在于从外在的公共名誉转变为内在的个人名誉。传统的名誉基于同侪的评价，而内在名誉则纯粹取决于自己的良知。无论斯多葛-基督教式的名誉准则给传统准则添加了多少新的特点，维多利亚人的名誉大体上仍旧是一种公共名誉。如第一篇文章中提到Julian Pitt-Rivers的论述：“名誉是个人眼中的价值，但也是他的社会眼中的价值。名誉是对他自身价值的评估，是他对自尊的诉求，也是（他人）对这诉求的承认；也就是说他所在的社会对其卓越品行的认可，也认可他自尊自豪的权利。” 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的自豪主要建立在道德的情操而非身体的勇武上，但其过程本质上与原始的武士是一样的，通过内在的诉求达到卓越，而这种诉求的认同来自他的同侪。你不可能既像一个无赖一样生活，又声称自己是一位绅士，因为没有人会认同你的这种宣言。在中上阶层中只要稍有名气就会带来公共的名声，这时其他人就会观察和判断你的行为。道德上略失体统就会带来公众的羞辱，并且被社会和职业圈所弃绝。
男孩在私立和公立学校中都被教导成为绅士，高年级的学生监督低年级学生的行为。Sally Mitchell认为这种同侪监督是”带来秩序但不会引起愤恨，同时将责任感内化。“ 在运动场上，年轻人专注于团队合作与”公平竞争“的理念，斥责那些亵渎体育精神的人。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强调个人良知其实是一个大的转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简单地捡起文艺复兴思想家所拥护的诚挚笃实。一个人必须达到外部行为与内部品德的一致，遵从斯多葛-基督教式的名誉准则，不仅要得到他人的赞许同时也享受自由且清明的良知所带来的满足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需要比他们的前辈更多地触及自己的良知，由于交通的便利他们往往会脱离名誉的组织而与陌生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时他们往往是无人监督的。而对于绅士而言这是对一个人名誉的最大考验：你是否能君子慎独？（于此正相反的是托马斯·杰弗逊给他侄子的教导：“问自己如果全世界看着你时你当如何言行，并照此而行。” 按，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这个时期里大学的名誉准则很完美地囊括了个体和公共的名誉。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学名誉准则以其守信重诺而闻名，大学信任学生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做正确的事情——无论是学术方面还是其他方面。而与此同时，名誉准则也规定在发现他人作弊或不诚实的情况下一定要揭露。也就是说容忍违规也是一种违规。我们现代的社会的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这种公共声誉的建立与鉴别的概念，我们在揭发别人时总不觉得这并不光荣，也不觉得一定是在维护名誉。
【结语】
我们现代人在想到名誉时，脑子里往往浮现出一些概念，比如诚实和正直、决斗、大学名誉守则、“妇孺优先”、还有良好的举止、斯多葛式的高风亮节。换句话说我们实际上浮现的就是维多利亚人的名誉定义。斯多葛-基督教式的名誉准则在我们如今的文化良知中依旧不可磨灭，原因有几个。第一，维多利亚时代代表着现代思维模式的诞生，而这种名誉的价值是为了回应技术、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如今依旧不过时。现代社会的脚步越来越快，变革越来越频繁，人际之间的冷漠陌生化，个体发展的追求和职业的目标，能够让我们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产生共鸣。第二，维多利亚时代是名誉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最后诠释。第三，斯多葛-基督教式的名誉价值至今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力。
虽然维多利亚式的名誉价值广受推崇，但它并没有延续下来。它步履蹒跚地进入20世纪，最终在一战后彻底消亡了。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描绘维多利亚人压抑和拘谨的漫画，这些虽是对一个多元群体的脸谱化描述，但名誉体系到后来的确变得自负而严厉，开始专注于各种教条禁忌而非平和而积极的品德。它变成了人们互相抨击的手杖，而不是一支扶助个体行为的标杆。遵从准则意味着极大的压力，而20世纪开始人们开始推崇追求自我信念和欲望的个人主义，斯多葛-基督教式带来太多的麻烦而被人抛弃。
进一步来说，斯多葛-基督教式的名誉伦理在当时也并没有能被所有人贯彻。这种价值观对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的穿透力其实很有限。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名誉依旧是古代的那种含义，以拳头的力量来解决争端。即便是在中上阶级里，很多人在遇到争端时，往往也难以平衡男子野性的进攻本能和作为绅士当有的优雅和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