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岛人小山
引言
上篇文章论述了美国北方名誉观在在南北战争时期的发展史。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美国人谈到名誉一词，则不可避免地联想到美国南方。这是有原因的。19世纪北方人的名誉观念开始从传统名誉价值朝着个人名誉价值演进，个人名誉与“正直”同义；南方人则将传统的名誉原则保留了更长时间。
北方的名誉准则强调情绪上的自控、道德上的虔敬，以及经济上的成功；南方的名誉准则大体与欧洲中世纪的名誉类似—— 强调暴力和本能的初民名誉观、舆论道德、以及骑士精神。
南方人的名誉准则包括：
1）诚实和正直的名声；
2）勇武和力量的名声；
3）独立自足和“做主”，具体来说就是大家长式的男子权威，保护和照料自己的妻子、孩子、奴隶；
4）在感觉到自己的名声、独立性、以及家人受到任何威胁时断然行使暴力。
美国南部一如中世纪的格言：力者即正确。如果一个南方人的名誉受人指责——即便这个指责的确是事实——但只要他能支配、击败或者杀掉指责者，那这个男人的名誉则不会受损。
这种古典的名誉观在美国南方生根发芽，而在北方消亡。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相信其主要原因是南北方早期开拓者所带来的不同文化，再者南北经济发展的轨迹出现了分岔。
游牧，苏格兰-爱尔兰人，以及南方名誉的文化
想要理解为何这种更带古朴和暴力的名誉文化在美国南方扎根，了解其早期开拓者的文化背景对此会有帮助。美国北部开拓者主要是来自欧洲发展较好地区的农民，比如荷兰、德国，特别是英格兰；而南方的开拓主要是一群来自不列颠诸岛上的乡野牧民。两种职业——农耕和放牧——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名誉文化。
一些研究者认为以牧业为主的社会倾向于产生一种强调勇气、力量、以及暴力的名誉文化。不同于农作物，畜牧的牲畜更容易受到盗贼的威胁。一个牧民全部财产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被人抢走。早期牧民为了保护自己牧群，必须依靠勇武和力量，以及悍然行使暴力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些尚武属性所带来的名声可以威慑各种潜在的盗贼。历史上许多凶悍战士的群体都有着游牧经济。比如古赫梯人、古希伯来人，以及古凯尔特人。
从17世纪晚期到南北战争之前，苏格兰-爱尔兰开拓者大量涌入南部的殖民地，他们承接凯尔特游牧人尚武的基因和文化。1860年南方人口的一半，来自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康沃尔、和英格兰北部的苏格兰-爱尔兰族人。相比新英格兰地区在接受了1840年爱尔兰大移民后四分之三的人口依然是英格兰人的后裔。根据凯尔特-牧民理论，这些移民对南方文化上的影响远超其人口基数。这些粗鄙好斗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不仅带来了他们祖先对于放牧的爱好，同时也带来了威士忌、音乐、享乐、赌博、打猎……以及他们战士的血脉和初民的名誉准则。即便到后来南方成为了农业的主力，大部分的南方白人——从大庄园主到无地者——都还是习惯同时养猪和牲口。无论是耕作还是畜牧，南方人都受到游牧名誉观的潜移默化。他们强调的勇气、力量和暴力，这些品质赋予了他们一种对世界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对外人（那些想要拿走他们东西的人）谨慎防范的个性。这种个性持续至今。
农业经济
我们或许可以用南方的种族-文化背景来解释其名誉准则中原始和暴力的来源，但却并不能解释这种准则在南方人的生活中为何如此根深蒂固。同期的北方人却很快地接受了更现代而带有个人色彩的名誉观。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看看两个地区经济上的分野。
19世纪工业化以及接踵而至的城镇化改变了北方的面貌，而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农业经济。这南方造成了两个重要的影响：经济上的机遇少而且单一；血缘的纽带十分强大。
地主和阶级
对于大多数人，一说到老南方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奴隶制。实际上南北战争之前，只有25%的白人拥有奴隶，其中73%拥有的奴隶少于十人。换句话说四分之三的白人不是奴隶主。普遍的想象中南方白人只有两个阶级：一种是有钱的奴隶主和庄园主；另一种是白人贫民。后者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地贫穷，他们大部分是没有奴隶的中产者（约60%-70%）他们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75%的南方白人男性拥有土地，余下的是专业人士和工匠，当然最底层的就是所谓“穷苦的白人垃圾”（这个贬义词的起源远远早于19世纪）。另外这些南方落魄者还被称为“窝棚佬”（squatters）、“饼干佬”（crackers）、“吃泥/土佬”（clay/dirt-eaters）还有“沙丘佬”，这些穷白人在山岭地与世隔绝的居住区里勉励维持生存，有时也种田和养牲口，但生活主要还是依靠狩猎和钓鱼来维持。
最富有的农场主拥有数千英亩土地和成百的奴隶，自耕农一般有百来英亩土地但没有奴隶。1860年南方90-95%的农业财富来自于奴隶主。这种不平均让南方地主的经济地位似乎与旧世界里住在城堡里的贵族寡头类似，但二者文化上又有所不同。欧洲的有土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土皇帝一样的权力并以此建立他们的名誉价值。美国南方人杂居在一起，无论他们之间的财产有多大不同，依然有平等为人的观念作为纽带。
自耕农一般住在大庄园主附近，两者间也通过交易和通婚频繁地混合。能否进入南方的乡绅阶层部分取决于家族的血脉，其余则可以通过宽松的社会、经济流动性：无土者可以获取土地，无奴者可以获得奴隶，非种植业者也可以与大种植庄园的家族通婚。所以大多数自耕农并不寻求巨额的财富，而是愿意“过好日子”：达到一种简单、舒适、自给自足的生活，乐于家人环绕在自己身边，并且有足够的土地传给儿孙。对于他们，力图要把别人都比下去的争强好胜太费神费力。反观维多利亚的英格兰人和美国北方人，他们相信勤劳是获得个人名誉的必要美德，南方人却安于闲适的生活。南方人这种乐天知命的态度沿袭自其凯尔特先祖，先祖们用劳力最不密集的方法放牧——放养，剩下的时间则用来宴乐寻欢和打架争斗。
自给自足的满意感源自文化上的小康理想，但同时也有现实的考量。北方人的工业化开启了多样化的职业，南方农业区里的就业选择却少得多；其他比较有体面的职业是律师、医生、教士和军人。即是如此，很多人也只不过希望依靠这些职业攒下点积蓄，作为回到乡村当农场主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期的北方人则有勇气和动力离开家族去城市中追寻自己一辈子的人生目的。南方人希望留在炕头和家里，将这种金钱上的奋斗视为愚昧和偏执。这种视角来自于文化和功利上的考量。在南方能否就职成为专业人士或者从政，大多取决于个人和家族的关系网，不像在北方所推崇的那种依靠平等自立的步步攀爬。
南方的名誉观
工业化的北方与农业化的南方之间，差异造成了二者在名誉准则上的区别。北方人将名誉等同于经济的成功，以及将经济上的成功等同于道德品质。同时其的南方则桎梏于一个更为本质的困境。
在南方人的理念中（理论上）有钱白人并不比穷白人更有自夸的地方；所有阶级的白人都认为他们同属一个名誉群体。这就像所有传统的名誉群体一样，一个上帝（名誉）面前人人平等的群体。在他们看来名誉的等级不取决于财富和阶级，而是名誉的级别。拿军队做一个比较，所有的军人都属于一个军队集体，作为军人他们本质上是平等的；有高有低的是军衔级别和荣誉级别。
每个南方的社会阶级，或多或少的都有自己特定的责任和特权。但每个白人因着血统而互相承认个体平等—— 这是一种横向名誉（见第一篇）；他们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出高下和级别，从而合理合法地获取了纵向名誉。这个社会的健康之处在于，即便是那些没有取得顶层地位的大多数白人，也都尊崇这种规则，认为这是合适而自然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等级地位并不代表道德上的高下。南方人也不认为等级制度与民主不相容，反而认为等级带来的秩序有效地防止了社会混乱和暴民支配。
但最贫穷的白人也还是会被视作不名誉和卑鄙的。这因为他们不为南方社会做任何的贡献，二来他们选择与“部落”隔绝。他们虽不能通过“部落”的名誉测试而被贴上了标签，但因为“会员卡”（血统）所以还是“部落”的成员。反观北方的绅士们，他们根本不承认与“粗鄙人”在作为男人上有任何相通之处，因为后者无法达到任何一条斯多葛-基督徒的名誉准则。南方的穷白人则有可能被纳入团体中，因为南方的名誉观并不取决于北方的那些绅士精神（勤俭/教养/礼貌）而是最基本的血统。尽管南方的穷白人并不像自耕农和农场主那样在意名誉准则中关于正直和骑士精神的部分，但所有南方人在自立精神（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力量和个人勇武、保护个人名誉时断然行使暴力——这些方面都是一致。南方每个阶层的男人都相信一点，即名誉的男人要对外部世界抱有咄咄逼人的进取心，一种随时准备抵抗外来侵占者并狡猾骗子斗勇斗智的战斗精神。
关于奴隶制
在谈论19世纪南北差异时，奴隶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正如奴隶制对南方经济的重大影响，它无疑影响过南方的名誉准则。对于南方白人这是一种他们誓死保卫的生活方式。关于奴隶制对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方式，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来自对奴隶起义的恐惧驱使南方人采取反射性暴力，以杀鸡儆猴的方法来震慑潜在奴隶中的反叛者。另一些人说，由于南方的名誉团体将所有白人——无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都囊括起来，故而奴隶制实际上化解了来自底层白人的怨气，斩断了这些底层人与奴隶联合起来反抗富有庄园主的可能。奴隶制帮助南方巩固了白人的等级制度，而在“我们（白人）和他们（奴隶）” 的观念下传统的名誉观也得到发展。
奴隶制显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并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有一点是可以确认，与北方相对大同的绅士精神不同，南方白人的名誉群体只能包括血统上相互间平等的成员，黑人和其他人种的奴隶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入南方人正式的名誉群体。南方白人的名誉游戏只在团体内部成员之间进行，如果黑人对白人犯罪，则通常由白人自行解决，有时候甚至是动用私刑。
南方和北方也有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如果一群人在主流群体内无法获得名誉，那他们就会发展一套他们自己的准则（比如绅士和粗人的名誉分野）。当时南方的奴隶们必定也有他们自己的名誉准则。不幸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方面的书面记录和论述较为少见。
南方名誉的公共舆论性
北方绅士的名誉观向内在个人良知转移时，南方男人在公开场合的舆论名声依然是他名誉的基础，这是源于南方白人社会紧密的社群和血缘关系。在北方一波波的移民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造就了人情冷漠但多元的近代社会。这种情况下，要确立一个单一的名誉准则十分困难，于是向内提升的个人名誉准开始绽放光亮。在南方此时依旧是一个农业化的社会，而且地广人稀。内战之前，北方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南方一千万人以上。
南方人更乐于与亲戚住在相近的地方，每个社区的主干都是一个大家族。分析南北两个地区姓名的演变时，研究者有许多有趣的发现。其中就指出，从姓名上来看南方人比北方人在传统和家族利益方面关系更紧密。例如在1800年代初期，麻省（北方州）的一个典型社区只有10%的男孩没有跟随父姓，而在内战时期这个数字变为了30%。反观南方直至1940年代后期，肯塔基的一位乡村社会学家发现只有5%男性的姓名和自己的家族姓名没有关联。该州超过70%的男性都承接父姓，很多人直接继承的父亲姓名（注：就象美国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一样）。将家族的姓名给予长子，这象征着南方家庭中大家长的重要位置，姓名将祖先与孙子紧密联系在一起。获得这个名字的子孙则在悠久的血统中和坚守门楣的传统中，感受到骄傲和地位。
南方社群紧密交织且同质化的良性结果，让传统名誉的两个基本要求得以维持：(1) 具有凝聚力的名誉准则每个人都懂并且遵守；(2) 团体成员频繁地互相造访和聚会，在社交中群体的舆论可以判别每个成员的名声。如此，传统名誉的排异机制才得以正常履行，违规者会遭到团体公道的舆论谴责和公开的羞辱。
南方的名誉准则有时也可以替代正式的法律仲裁。对于南方人，有些事关名誉的事情无法在法庭上摆平；这些事得“一对一”（mano-a-mano）地解决，常常以决斗的形式。安德鲁·杰克逊（美国第7任总统）的母亲，一位居住在卡罗来纳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老太太，她在弥留之际对杰克逊说：
“遇事只要不过分，都尽可能地避免争吵。但要时刻谨守你作为男子的气概。遇到人身威胁、殴打和诽谤时，不要诉诸法律。对一个真正的男人，法律不能合理地弥补这些事的侮辱。”
杰克逊把他母亲的忠告铭记在心，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和更加著名的决斗士。一生之中至少参与了十三次“攸关名誉”的事件，也就是与人决斗。
南方小社区中的官司和犯罪事件，在法庭判决前会在酒馆和城镇的每个客厅里受到充分谈论，法官也会因为公共舆论而对判决字斟句酌。这南方人希望的法制；北方佬的司法公道实在太不讲人情了！司法系统要入乡随俗与地方的自治权达到平衡。
如果一个南方社区觉得名誉法则下的公道没能在法庭的判决中体现，他们相信自己有权利插上一脚，拿出他们自己觉得合适的量刑。这种量刑常常是动用私刑，大部分是针对黑人，但有时也对白人用。对于白人的私刑主要是以“批斗”（charivari）来羞辱，这种方法大概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小镇里面的人们对待那些违背了小镇约法的人——可能是通奸或者打老婆——镇子的居民在犯罪者门外击打锅盆并对他咆哮谩骂，有时还对他身上泼焦油、撒鸡毛。被这样羞辱了一番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居民们的意思，于是夹着尾巴离城远走。对于南方人来说，这些法律外的公道并非对司法系统的替代，而是一种补充。正如Wyatt-Brown所述：“普通法律和私法在（南方人的）伦理上是相容的。第一种是让专业的法律人士呈达法制的秩序，第二种则是通过给予普通人（司法的）特权，以确保社区共同价值的最高主权。”
这种简单且非正式的绝罚——也就是驱逐，其威胁已足够让大部分南方人服膺。如同所有传统的名誉社群，一个南方人生活的核心就在于人际的关系和社区的接纳。他不能将自己的身份和幸福与作为团体成员的资格分离。Moses I. Finley所论述的奥德修斯的世界对于南方人同样适用：“一个人的血缘与他本身是无法割舍开的。”所以被驱逐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命运。一位在美国南方十分受欢迎的苏格兰作家Thomas Carlyle也描述过这种部落心态：
“隔绝是让一个人悲惨的极致。被断绝，被孤立：去到一个不属于你的异域，四处都是充满敌意的壁垒；没有属于你心灵和面庞的家乡，你一无所有！……即没有长辈也没有后辈，没有同侪，也没人与像你这样的人合一。没有父亲，没有儿女，没有兄弟。没有比这更可悲哀的命运了。”
这些来自血缘的羁绊与这片土地深深相连的乡情，所创造出的名誉文化在这土地和人们的心里扎根。
南方名誉文化的三座柱石
的确如Wyatt-Brown所评价的那样：“名誉（准则）在老南方适用于所有白人阶层。”它依然活在“絜钜之道”中（manifestations appropriate to each ranking）。如果还记得上文所说过的军队的比喻，就好比军官和列兵都是平等的名誉男子，但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文化以及与其他等级打交道的方式。
举例而言，富裕的中上阶层，他们的名誉准则糅合了一些绅士风度。他们对世界的进取姿态提炼并平衡，强调道德、堂堂正正的道义、着装和举止、还有教育。典型的教育方法是重视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南方男子名誉生活的指南。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的重要性被认为仅次于《圣经》。
即使有时因为各阶级的关系，学者和作家们对南方名誉的表述不尽一致。但南方的名誉文化有三座超越社会和经济等级的柱石。对于所有南方的白人男性，这三座柱石是公开地，仪式化地验证男子名誉的方法。Wyatt-Brown论述道：“（这些方法）帮助南方人确立在他们圈内的地位，并也用于确认其成员资格。对于他们所有人而言，对名誉和地位的追求消除了他们被孤立的威胁，并为享受同伴友谊提供了机会。”
交际能力与热情好客。慷慨、友好、古道热肠、以及表现社交能力，都是一个南方人名誉的要点。同时也是把他和“扬基佬区别开”的主要方法。如果北方绅士的信条是“淡定和疏离”，那南方绅士的座右铭则是“热情和亲切”。南方人敬重斯多葛哲学对于死亡的淡然，以及北方绅士那种福祸不乱、荣辱不惊的沉着。但比起拘束的北方兄弟，他们在社交场合更欢快活泼。直到今天，南方人依然为他们的友好和大度而自豪。
为了对付可能被孤立的恐惧，南方人找到机会就要和亲朋好友频繁举办各种活动，舞会、收玉米聚会（corn huskings）、上大梁聚会（barn raisings）、野餐、民兵训练等等。
南方人热情好客的社交的习俗，其古老的核心意义在于验证一个男人名誉。Wyatt-Brown对好客的定义如下：“一个男子和他的家庭好生照料与外人的关系。”但这始于照料好自己的族人。南方人喜欢在帮助亲戚方面互相攀比自己的慷慨大方，北方人则经常依靠社会来帮助——进失业收容所、救济院、和慈善机构。这些习惯在南方人看来过于冷漠和吝啬。
即使面对陌生的访客，南方人也觉得盛情款待是义不容辞的。在南方人的好客热情中有一种攀比的因素——那些拿出招待把戏越多的家庭在社区眼里越有面子。
无论是谁，只要到了自家门口，南方人都要热情招待。被这种名誉价值所捆绑的义务常常造成南方人财务上的困难。当杰弗逊从白宫回到蒙蒂塞洛时，那些不过是投过他一票的乡亲都觉得自己大有资格来串个门、打个招呼；为了好好招待这些川流不息的乡亲，杰弗逊总统欠下了巨额的欠债，到死都没还清。
赌博和饮酒。南方人是基督教徒，大部分信奉浸信会和循道宗，当第二次属灵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横扫北方时，在迪克西（南方）却没有产生易风化俗的效果。在北方，福音派基督教重振声势，要求个人和社会去寻求道德完美。对道德洁净的需求催生了许多改革派团体，比如禁酒社团。这导致很多北方绅士认为不喝酒和不赌博是男性名誉的准则之一。
当这股宗教风潮在北方人那里渐渐消退，大多数南方人依然由衷地相信饮酒和赌博（称为“慷慨而爷们儿的瑕疵”）与他们的道德信仰没有冲突。他们反而认为这两样东西对维护社会和名誉的文化都极有助益。他们在礼拜日的虔诚与他们平日吵闹的玩乐可以被区别对待，好似人生大戏中的两种不同的角色而已。正如那句著名的俗话：“南蛮子投干的票（指禁酒法律），却喝湿的料。”（The South votes dry, and drinks wet）
南方人不仅不觉喝酒和赌博的癖好会让他们变得不男人，反而应该是变得更男人。正如他们苏格兰-爱尔兰先祖一样，南方人看到这两样东西是聚合名誉群体，协调人际关系的良药。正如我们谈到过，原始名誉群体的男性喜欢互相挑战、打斗，以此来测试同伴的能力，并获取地位。这种排座次的方法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作的必要准备。在文明进步的和平年代，欧美男性则用牌棋游戏、运动比赛，以及饮酒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些消遣让他在击败对手的同时不至于弄得群体内部出现矛盾，从而人心惶惶。通过这些友好的竞赛男人之间建立起友情，并让彼此的纽带得到加强。
体育运动给南方男性展现肢体力量的机会，赌博则展示出策略上的技巧。即便是纯粹凭运气的赌博游戏，赢了还是会增加一个男人的地位。根据Johann Huizinga的解释，靠运气取胜“有一种神秘的意味；骰子落下预示着造化的决定。”那么赢了，就代表上帝偏爱你，为此你值得受到兄弟们的赞美。这也是为何在南方的赌局里作弊是最大的不名誉，是该死的罪行：作弊是妄想不公平地得到地位，并且阻挠神的意志。
老南方的父亲们在他们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教赌博这种“爷们儿的艺术”，让他们在进入男性世界前做好准备。根据Wyatt-Brown所说“打赌，在男性聚会里几乎是一项社交义务，烧烤时，喝酒时，军训时，宴会时和在赛马俱乐部里，赛马场上，还有在蒸汽船比赛时。”不下赌注则等于自己否定掉与旁人的平等地位，所以拒绝参加就是“默认胆怯，古怪，不阳光，甚至是不擅社交的行为。”但这种强迫性的赌博，有时会花光一个人从家族继承下来的遗产。付不出赌金的债务是一件极为丢脸的事情。
饮酒的作用和赌博一样。它拉近男子间的距离，并为团体内各人的地位而排序。酒量大而喝得多的男子被视为刚强，从而赢得同伴们的钦佩。酒壮人胆，喝醉了人容易撒酒疯或者与人打斗，这又是一个在欢乐中测试男子气概的好时机。
打斗和决斗。
“帕尔梅托州（即南卡）：她的儿子们在战争时大胆而有骑士风范，和平时温和而能服人，他们的灵魂因疾恶如仇而闪闪发亮。”
——1854年国庆节，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维尔举办宴会，J.J. McKilla的致辞
正如前几篇文章所述，传统名誉始于男子自己对名誉的诉求，然后这一诉求必须由同伴们来认可。如果一个同伴否认你的诉求且声称你是虚有其表，这即意味着极大的侮辱；一旦你容忍了这种侮辱，等同是让另一个人鄙视你，你将在团体内失去地位。故此，与挑衅者打斗能维护自己的声誉；如果你揍了他或杀了他，那么无论他的指责是否是事实，你都说明他错了。
挑衅者一般都是有目的地引起打斗。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骂另一个男子“胆小鬼”（当时也用“怂包”（poltroon）或“小狗”（puppy））等同于是发起决斗，分个胜负。在南方侮辱一个男子的诚信——被称为“拆谎话”（giving the lie）——也有一样的效果，立马会将人激怒。冒犯一个男子的妻子、母亲或女儿也同理，南方人以他们的骑士精神自豪。所以不管受到质疑的是他作为男子的勇气还是正气，办法都只有一个：断然行使暴力。
在北方，教子的重点是培养内在良知和对犯错的内疚感（guilt）。南方的父母则向他们的子孙灌输名誉感，违反准则的羞耻感（shame）。南方的父母亲和乃至整个社区，都鼓励男孩们的闯劲和培养男子气概，要求他们从小就要用打斗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不仅父亲想方设法地让儿子牢记个人勇气的重要性，母亲在这方面也一样坚定。例如，山姆·休斯敦的母亲激励他参加1812年的战争，当他入伍时他母亲给了他一个简单的金戒指，内侧刻着“名誉”，又递给他一支火枪，说：“别让它蒙羞；记住，我宁可我所有的儿子都进入荣誉之墓，也不愿意其中有一个为了活命而逃跑。”
男孩们被教导：即便你被揍歇菜了，但只要你展示出战斗的意志，也一样是男子汉。1801年出生的James Ross回忆他的一个故事，也说明了这个方面。Ross六岁时，他买了把小刀又弄丢了，于是他天真地跑到店主人那里去要退款。当和店主人争论了一番后，店里的一群男孩子开始嘲笑他，这让他觉得自己成了笑柄。他在一群孩子中挑了一个他一直讨厌的男孩，向他扑去。于是两个孩子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激烈打斗，其他的孩子们则围成一圈观看助威。最后，六岁的Ross打输了。当他正带着沮丧和羞愧准备回家时，一个稍微大点的孩子头儿走来告诉他，“（他说）我应该高兴些——我一点儿也没做错什么。当男子汉受到侮辱就是要打一架，打输了没什么。他自己也打输过二十次。我打得十分勇敢，所有男孩们都这么说。他说他会比以前更加尊重我。他的话让我十分安慰，那些沮丧一下子就消失了。虽然我的肋骨疼了好几天，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任何阶层的男孩在进入青春期前，很少有几个没有打过一两次架的。对于穷人的孩子而言，他们会长成一批被称为“粗鄙而乱来”的男人。这种男人的打斗是残忍而没有禁忌的，一直打到其中一个人喊“叔叔”认输才停手。他们都是以把对方打破相或打残废来标志胜利；打斗常常以“开洞”（The Gouge）为结束——就是挖眼球。
“只要可能，我们应该与旁边人和平相处。但这并不总能做到，有时必须反抗。每当我们需要为名誉而反抗时，我们就要带着勇气来反抗。”——北卡的William Pettigrew如此告诫他的弟弟。
对中上阶层的男孩们而言，学校操场上的小纷争很快就演变成真正的“攸关名誉的事件”，在南方十几岁的青少年决斗并不罕见。决斗是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和英国贵族带来的东西，南方的上流阶层视之为展示勇气的格斗方法，这种方法把他们和那些来自较低阶层、鲁莽丑陋的、“粗鄙乱来”的同胞区分开。肢体打斗属于一时激愤，而决斗则是两个地位平等的绅士精心安排的一场仪式（来自低等人的挑衅则无需如此小题大做）。 发起决斗需要一个男子压住心中立刻反击的怒火，故而看起来更有几分绅士风度且富有浪漫的荣誉感。决斗有一整套缜密的规则，有时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来安排。在准备期间，双方各选一个“副手”（seconds），作为代表和裁判。副手在决斗前尽可能地谈妥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以避免流血。
决斗“名誉场”看似你死我活的，但实际上只有20%的人在决斗丧命。绅士们常常只瞄准四肢或故意打偏。决斗的意义更多是在表现一个人愿意为名誉而死的意志，而非为了杀人；所代表的含义其实是在表达：“名誉扫地不如头颅落地”的这种文化信念。南方人总是嘲笑北方人维护名誉不过是跟挑衅者打一架，或是报以一阵蔑视的笑声，然后拂袖而去。在南方人看来不值得为之死亡的名誉，就压根不是名誉。
决斗被有些人视作斩断仇恨的方法，同时也是南方绅士们端正举止的原因。但决斗总是受到批判的，同时也是三座柱石中争议最多的——甚至连杰佛逊·戴维斯（美国邦联总统）也谴责决斗。尽管在内战前，南方很多州禁止决斗，反决斗社团也在兴起，但绅士们的决斗仪式很少受到公众谴责。对于上流阶层的南方男子而言，传统名誉的精髓必须包括暴力，即便是一种仪式化的暴力。可以说，对个人勇武的尊崇把所有阶层的白人紧密团结在了一起。
南方的名誉观与美国内战
在大家还在争论内战主因是为了州权还是奴隶制时，还有一个被人遗忘了主要因素：名誉。内战的双方都将这场斗争看作一场决斗。如Wyatt-Brown所述：“对很多人而言，内战简化成了一场对男子气概的测试。”
1860年在南方的查尔斯顿举办的民主党大会上，威廉•扬西说道：
“我们的财产被侵占；我们的体制危难当头；我们和平的生活将被毁灭；我们的名誉危如累卵——我们子孙的名誉，家族的、生活的、甚至可能是一切名誉。”
在北方，时人Lorien Foote在《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如此记述：“如今面临分裂危机的紧张时刻，纽约城里有头有脸的一些绅士们开了一次私人会议。当一个与会者建议“允诺”南方的要求时，其他人都跳了起来谴责这种“对于国家和个人名誉彻头彻尾的、草率轻浮的、厚颜无耻的投降。”他们要求北方人至少要“为了名誉挥上一拳。”而不要“故意抛弃我们的男子气概。”
当南北双方都将为名誉而战时，他们为此征战的动机却有极大的不同。北方的志愿者为了很多抽象的理想而从军，比如自由、平等、民主、联邦统一等等。南方人拿起枪来的原因则更具体一些：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和生活方式。他们的参战动机是来自对一方水土深深的忠诚和挚爱。
如果一个今天的美国人觉得两边都有道理——他即相信北方人所倡导的理念，又尊崇南方人的名誉价值——那该怎么办？其实古希腊人也曾经为此而烦恼过，到底是应该忠于自己群体的名誉法则，还是要忠于自己内心的良知法则？自古无数战士的内心都为此而挣扎，在南北战争中最能体现这种挣扎的就是罗伯特•李将军的一生。
李将军可谓南方绅士的楷模，南方名誉观的完美典范。威廉·亚历山大·柏西（William Alexander Percy）称之为“阔剑的传统”：
“献身于战场的英勇汉子，枪林弹雨下镇定自若，以牺牲自我来拯救同袍和家国。行事磊落，举止优雅。对战事精通，对女性敬从。最后，对昭昭天命坚忍的顺受。”
李将军在美国陆军中服役32年，功勋卓著，战功赫赫。南北内战阴云笼罩之时，林肯希望能劝说他加入北方的联邦军，并让他担任指挥官。李将军一方面在理智上反对国家分裂，另一方面在感情上无法割舍作为故土的南方。他左右为难，内心撕裂。在南方宣布分离独立的前几天他写道，“我不想在另一个政府下生活，为了保持联邦没有我没有准备好的牺牲——保佑我的名誉。” 李将军不支持分裂，他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但当他的家乡维吉尼亚州宣布脱离联邦时，他面临一个选择：是忠于联邦制拿起枪来与自己的父老作战，还是与联邦决裂转过枪口对向原先的战友。李将军选择了后者。
李将军的妻子——一位私底下同情联邦路线的女士——如此评价她丈夫的决定：“（他）为这场可怕的战争而泣血，但作为一个有名誉的男子和维吉尼亚人，他必须跟随故乡州的命运。” 在传统名誉的文化中，对自己名誉群体的忠诚高于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良心和理智。
许多南方人和李将军一样的选择，他们的忠诚被两种力量所撕裂。大部分的南方白人男子——无论是不是奴隶主——都为了邦联拿起了枪，他们为了反抗外人的侵犯，为了保护自主性不受威胁而团结一致。简单而言，在被侮辱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反击态度，这就是他们的名誉价值。至少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共同的名誉观念将“南方本部”（Solid South）紧密地团结在一个旗帜下。相比联邦军中的绅士与粗鄙人的剧烈碰撞，南方军中的阶层对立较为轻微。举例而言，南方邦联军人之间的个人财富有巨大的鸿沟，连级军官的个人财产平均有88500美元，而普通的军士和列兵这个数目是760美元；然而这些连级军官都是由士兵选举产生，南方士兵将他们的军官视作自然合法的领导者。
然而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就像在北方一样，当南方邦联开始使用征兵制时军队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化。一些南方人感到征兵制是对他们个体自主性的践踏，而邦联总统杰佛逊·戴维斯的一系列行政命令更是火上浇油，包括暂停人身保护令、战时通胀、拥有超过15个奴隶则免于征兵的法令。这些沉重的负担让南方底层阶级开始认为这是一场“穷人为富人打的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南方的传统名誉准则与邦联的行政努力背道而驰。有些南方人被强征入伍时要求自己只能被配往本乡或本州作战，他只为保护自己的本乡同胞而战，而对跨越几个州的遥远战场不感兴趣。正因如此，很多南方壮丁，特别是已婚的男子，往往在将被调往别处时当了逃兵。所以在家庭出现紧急情况或农忙时，他们会认为擅离职守回家帮忙也是正当的行为。南方的名誉观将对族人和乡土的忠诚放在第一位，这些神圣的规则中对家庭和家乡的奉献精神是最崇高的。
南方名誉文化永垂不朽
如今，南北战争已是150年前的往事了，然而40%的南方人对于邦联还怀有同情。在此笔者无意为哪种历史观点而陷入无止境的争论，而只是捕捉了几近泯灭于历史长河中的南方名誉文化。邦联的旗帜早已飘零，然而这种文化却依旧在回响，甚至烙刻在今日美国南方男子的行为中。
从内战结束到今天，南方总体上的暴力犯罪和谋杀率都高于东北诸州。举例而言，比较南方和北方的两个典型州：南卡罗来纳州和马萨诸塞州。美国2007年的普查显示，每10万人的暴力犯罪中南卡是788人，而麻省则几乎只有一半，432人。北方的杀人案多是由于入室抢劫等对陌生人的犯罪，而在南方则常常因酒吧斗殴或三角恋情而导致凶杀。
南方男子面对侮辱时的反应，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心理上都和他们内战前的祖先以及苏格兰-爱尔兰的始祖类似。这种源自祖先的战士价值观也一脉相承。在南部战争之前，美国陆军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职位都是南方人领衔，多数的优秀指挥官都来自南方，上溯15年里美国的战争部长都是南方人。北部比南部有更多的人口，可直至今日南方依然为美国陆军提供更多的兵员。
经过南北战争的较量，似乎北方的斯多葛-基督徒的名誉观战胜了南方的传统名誉观。但更准确地说，两种名誉观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在北方和南方划线而治。南方人的名誉观似乎在今天仍有回响，但事实上从20世纪开始南北两种名誉观已经被一种城市化的、多元的美国式名誉价值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