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的名誉 (二):从古希腊到浪漫主义时代,西方传统名誉价值的衰落

作者:岛人小山

上一篇文章解释了古典定义下的名誉。从原始的部落战士到中世纪的骑士,乃至美国国父,他们口中名誉的含义大都如此。传统的名誉主要是一种外在的概念,它由一个名誉群体中的同伴来确定。这一概念经过数世纪的演化逐渐发展成为了现代意义下的名誉 —— 一种私有的、内在的名誉,常常与“人品”和“正直”同义。如今,一个人的名誉不再由一个群体中的同伴来决定,而是由他自己的内心来判断。

威廉一世的传统名誉,与俾斯麦的内在名誉

19世纪德国的俾斯麦曾在他的演讲中提到这种内在的私人名誉:

“先生们;我的名誉不在任何人的手中而在于我自己,它也不是一种被他人慷慨赠与我的东西;我自己的名誉,装在我自己心中,满足我自己,而没有谁是它的法官,也没有谁能决定我是否拥有它。在神和人的面前,我的名誉是我的财产,我相信自己该得到多少我就给予自己多少,并且弃绝任何多余的。”

这篇文章将探索外在名誉到内在名誉的演变,以及其原因。毫无疑问这种转型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到西方社会中数次重大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变革。在此将分两篇文章来解释,这是第一篇。在这篇文章将探寻从古希腊时代到浪漫主义时代的名誉观念,下一篇文章将讲述现代名誉观念的发展——从维多利亚时代到如今。

【概述】

在进入名誉发展史的细节之前,最好先简略地谈一谈贯穿其间的要点。大体而言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削弱了传统名誉的概念。第一,随着时代的变化,名誉的内涵由勇气和力量转变成为一些道德品质。第二,名誉的形式由外在转换为内在。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属于他自己的名誉准则,而只有他自己才能判断是否他的生活方式符合他的准则。从而共同遵守的名誉准则消失了,而同时意味着羞耻的消失。对自己的名誉准则自吹自擂不再有任何后果。

或许读过这两篇文章后你会产生新文化影响下的个人名誉的产生是一些负面的印象,但我的目标只是希望能尽量客观地找出传统的名誉观被现代个人内在的名誉观所取代的轨迹,并且讨论个体和公共名誉的共存之道。

【古希腊】

在西方,公共名誉的衰败和个人名誉的兴起是晚近才发展出来的现象,然而究其根源,这种转变的种子在很早之前已经在西方文明的根子处被种下。在早期没有正式法制的时候,名誉体系曾粗暴地执行着社会正义。故而在古希腊文明发展出的两大成果:民主和法制;往往与传统的名誉价值有所对立,从而削弱后者在一个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希腊悲剧经常会表现传统名誉与民主法制理想的冲突。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俄瑞斯忒亚》讲述了阿伽门农一族从特洛伊战争返回后所遭遇的诅咒,家族内部的成员以复仇和保卫名誉为名互相仇杀,直到雅典娜为俄瑞斯忒亚设立法庭审判他弑母的罪行。这象征了古希腊社会中原始的名誉法则被民主法制所替代。但这并不是说为老式名誉而起的仇杀就完全被法庭审判制度所取代,这种报复行为还是存在,只是受到了更多人的非难。

《俄瑞斯忒亚弑母的悔恨》——威廉·布格罗的油画

剧作家并不是唯一质疑传统公开名誉观念的人。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也在他们的教导中表达了对这种伦理体系的忧虑。苏格拉底在蒙冤受难时,他没有选择逃离刑罚以期在未来找回自己的声誉和名誉,而是将自己交给了法庭的判决,因为他认为这是对集体最好的选择。苏格拉底认为声誉只对没有思想的人有用,而对于哲学家而言他人的意见(传统名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哲学家自己心中所认定的正义,并以此为行事原则。换句话说在苏格拉底心中他个人对正直的理想要高过公共对他名誉的评价。

亚里士多德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认为名誉是一种外在的善,但他对这种完全取决于他人的理念并不信服。他尝试性地讨论了建立在个人德行上的名誉。卓越的含义是发挥自己个人的潜能。忠于德行本身是比忠于一个集体名誉法则更高的德行。

【早期基督教】

基督教的伦理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随着其教义的传播对西方传统的名誉价值体系造成了极大冲击。主要有三个方面:1,其包容性和普适性。2,强调内在专注而非外在表现。3,其和平主义。

包容性和普适性。

传统的名誉价值是排他的,它并不欢迎每个人都进俱乐部,而名誉的准则也只适用于其成员本身。而耶稣和他门徒所教导的包容和普适教义是正与名誉伦理体系所相反的。保罗书信中的《加拉太书》对这种开放性的信仰有很好的诠释:“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内在专注大过外在表现。

传统的名誉价值体现在你在公众中的声誉。而基督教则教导世俗对你的看法并不如上帝对你的看法重要。此外,它更强调每个人私底下对神专注和信念的重要性。举例而言,不与他人的妻子犯奸淫这还不够,甚至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人的内心和思念只有自己才能知道,所以只有个人(和神)才能论断他的敬虔和信心是否足够。

《圣司提反殉道》

和平主义。

虽然历史上有无数的宗教战争是在“十架旌旗高举, 引领在前头”(《基督精兵前进》歌词)的名义下发生的,但亦无法否认基督教教义对和平主义的启迪。耶稣激进的教导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 这些都与名誉价值南辕北辙。基督徒会在《圣经》里发现,当遭人攻击或侮辱时不反击是一件更有荣誉的事情。耶稣本人自愿地死在十字架上的榜样激励了无数的基督徒选择殉道而非反抗。

【中世纪欧洲】

当基督教在欧洲逐渐成为各个帝国和王国的国教时,欧洲人在传统的名誉文化与新信仰的教义二者间左右为难。传统的名誉观还是主导着男性的行为,但新宗教带来的一些相反的元素也开始发酵。二者之间的鸿沟看似无法逾越,而中世纪最终将传统名誉“基督教”化的方式是发展出一套贵族的骑士守则,或称骑士道。骑士道保持了原始的声誉价值观,但在其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品行操守来维持骑士之间的这种声誉。


保护妇孺

传统的名誉将原本强调力量和勇气的原则重新编入基督教的教义,转变成一种保护“幼弱”的新道德,从而在绥靖的基督教旨中为尚武的传统寻得一席之地。骑士宣誓保护弱小和无助者,特别是女性。而福音书中教导的品德:诚实、纯正、慷慨、仁慈,都成为了骑士守则的一部分。因为耶稣警告基督徒应当积财在天而不是积财在人间,像圣殿骑士团这样的一些骑士守则会将清贫也加入誓词中。

骑士决斗

除去这些细微的修饰外,中世纪的基督教骑士本质还是遵守着传统的名誉伦理。骑士宣誓保卫自己的名誉以及骑士团的名誉。如果他的名誉或声誉受到了玷污,则反击亦是骑士的职责。对于中世纪的骑士,依然遵从“强权即公理”的伦理。一个骑士即便缺少德行,但只要他能在决斗单挑中战胜那个指责者,那么他依旧是一个有名誉的人。兰斯洛特爵士的传说故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现实:兰斯洛特爵士与亚瑟王的妻子桂妮薇儿通奸,当其他骑士发现了他的罪行时,兰斯洛特坚称自己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因为他能够击败所有的指控者。

【文艺复兴时期】

发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艺术、科学、哲学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文化的演进,欧洲人的心智也发生了转变,诚挚理念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概念上的名誉观。诚挚需要一个人的言行笃实地反映他的内在思想、感情、和欲望。如今这一观念已被广为接受,以至于我们会认为这种观念是自古有之的。而事实上在17世纪之前,大部分的人并不像今天的人这样注重自己的内在生活,他们不会像今天的人这样仔细分析自己的感情、情绪、以及动机。文艺复兴开始,人们开始探索自己意识和内心中的主题,于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内心世界与传统名誉体系所产生的冲突:后者需要个人首先忠于群体,他的一言一行并不总是与他内在的想法、感情、和欲望所一致。


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宇宙观

因为传统名誉取决于他人的意见,它只要求个体遵循其准则,而并不在意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个伪道学或伪君子。只要你的外在表现与名誉准则相一致,你就保有你的名誉。于是文艺复兴的作家和思想家开始质疑名誉伦理中伪善的一面,与此同时开始提倡诚挚笃实的理念。莎士比亚对传统名誉伦理有着尖刻的批评,并在他的戏剧中强烈拥护诚挚的价值。在他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往往选择对自己的内心真诚,而不是屈从于其族群的名誉传统。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

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对诚挚笃实的精神造成了一个新的社会,而这个社会需要重新认识名誉的价值。以公众声誉作为唯一的基础的名誉伦理不再能令人满足。仅仅是表现得真实并让其他人认为你是诚实的已不能构成真正的名誉,你的真实必须直指到自己的内心。

【启蒙运动】

沙龙

启蒙运动所重视的宽容精神和平等主义进一步减弱了传统名誉的力量,后者的核心在于睚眦必报和阶级等级。你要么按照名誉伦理生活,从而获得一系列特权;要么你不按这一套,而被羞辱并被视为劣等人。你不能仅仅靠存在本身来获得尊重和称颂,你的名誉必须由你自己争得和保护。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人权,这种权利不可分割,也无法被剥夺。他们还将古希腊的民主理想推崇为最高的正义形式并以此设计赏罚制度,以取代以眼还眼式的名誉体系。

【浪漫主义时期】

启蒙运动哲学不断侵蚀传统、公共的名誉伦理。而从18-19世纪开始,另一群被称为浪漫主义的思想家接过文艺复兴诚挚笃实的薪火,开始提倡一种新式的、建立在个人正直上的名誉。法国哲学家、浪漫主义作家卢梭相信个体和个体的欲望应该摆在群体需要的前面。卢梭认为以他人意见为基础的名誉(Amour-propre)比以个体自省为基础的名誉(Amour de soi)要低等。对卢梭和浪漫主义者而言,名誉应该是个人的、内在的、私密的;而不是社群的、外在的、公开的。

《雾海上的游魂》

卢梭和其他浪漫主义者的理论将人类发展史描绘为一种伤感的孤立,并以此来重新定义名誉。他们认为在人类组成部落和群体之前个体独立地生活在自然中,个体只关心他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而直到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人类才开始组成群落,方才开始关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个理论已经被其他人类学家证伪,人类从一开始就是群居和关心自己在群体中位置的动物。

虽然卢梭和浪漫主义者的人类发展史观并不正确,但他们的遗产在于强调了个体的重要性。而这一思潮在20世纪极大地强化了,并成为将传统名誉钉入棺材的最大的一根钉子。18-19世纪传统的名誉体系虽然受到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双重挑战,但在西方社会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贵族和绅士依旧以决斗来保护自己的名誉和声誉,而这种行为因为受到新思潮的非难而最终被西方大部分国家列为非法。而那些读着荷马史诗长大的年青人希望在战场上获得古希腊式的荣耀,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壕堑战则向这种尚武热情泼了一瓢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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