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 | 西方幻想中的神秘异域 

“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作为盛行于十九世纪欧洲的艺术运动诞生于西方世界对近东、中东与远东异域的遐想。熙攘的巴扎集市、精美的青花瓷、戴面纱的神秘美人，关于东方的美好幻想催生出别具一格的艺术佳作，却也往往伴随着对异域文化的偏见与误解。艺术史中西方对东方的塑造与刻画究竟基于现实还是虚构、俯视还是仰视？橄榄文艺带你一探究竟。

帝国主义视角

穿着异域服饰的人物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作品中，但彼时欧洲与东方的接触仅通过少量的贸易和军事行动达成。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同时在欧洲掀起一阵中东文化狂潮，也吸引了众多法国艺术家前往埃及，用画记录下异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十九世纪早期的一些东方主义画作中常常带有帝国主义的视角。在这些作品中，东方被描绘为未经开化的野蛮之地以凸显法兰西帝国文明的先进与强盛。受雇于拿破仑的历史画家安东尼·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在《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中描绘了拿破仑亲临雅法瘟疫病院的情景，伸手抚摸士卒的拿破仑影射了基督教艺术中“神圣的抚摸”意象。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也在《萨达纳帕拉之死》等东方题材画作中以残暴冷酷的方式描绘发生于异域的战争。

隐秘的角落

东方主义风俗画中最受欢迎、却也最饱受争议的便是以 哈莱姆（harem）中的女性为题材的画作。哈莱姆指穆斯林传统住宅中的闺房或后宫，照理是个外人无法触及的私人空间，西方人却对其饶有兴趣，越是隐秘，越是好奇。通过道听途说再加上一定的想象力，一些从未前往异域的艺术家们利用富丽堂皇的哈莱姆背景为借口创作了大量裸女画，其中就包括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的名画《大宫女》。

《大宫女》中一位奥斯曼帝国宫女裸身背对画面侧倚在软床上，回眸望向画外，表情沉静木然、宠辱不惊。女郎头戴土耳其头巾、手持孔雀羽扇、腕上戴着三只金镯子。奢华的饰品散发出浓郁的异国情调，唤起西方人所向往的东方浪漫与修养之美，而私密的空间与赤裸的身姿也无疑充满了色情意味， 东方女性就此在西方男性的凝视下成为被物化的对象。

对于物化异国女性形象的艺术传统，萨义德（Edward Saï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如此说道： “福拜楼与埃及情人的邂逅诞生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东方女性模型：她们从不谈论自己，从不流露真情，从不展现自己的存在，也从不诉说自己的历史和故事。他成为她的代言人。”正如萨义德所描述的那样，被“东方化”的女性是被驯服的、顺从的、缄默的，被剥夺了权利与自我的她们正是殖民主义自身的隐喻。

基于真实见闻的描绘

虽然当时多数欧洲人都依靠《埃及见闻》等出版游记与书籍去了解异域，但也有不少艺术家亲临近东，基于对各地风俗人情的真实体验进行风俗画的创作。

英国画家 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John Frederick Lewis）就曾旅居地中海与中东地区十年，足迹踏遍西班牙、希腊、君士坦丁堡、埃及、摩洛哥等地，且总是过着入乡随俗的生活。据友人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描述，刘易斯的中东生活伴随着浮生若梦的天方夜谭式浪漫基调：在帐篷底下抽着烟斗、骑着阿拉伯马驰骋于辽无边际的沙漠、远离喧嚣尘世、在漫天星空下沉思默想。

或许是流连忘返于这段跨文化奇遇、又或是为传扬异域文化，刘易斯回英国后创作了一系列东方主义画作。他留着络腮胡、肩扛一把弯刀、头戴绣花头巾，以豪放不羁的土耳其人形象出现在自画像《马穆鲁克肖像》中，或是如《开罗哈莱姆》中在装潢奢华的奥斯曼风格室内与衣着华贵的女郎们谈笑风生。

与那些迷恋美色、物化女性的东方主义画家不同，刘易斯 “从未画过裸体”。即便在以哈莱姆为主题的画作中，他也只描绘女性衣着得体的尊贵形象。通过对异域服饰、装潢与习俗的精准刻画，刘易斯的画作体现了部分以道德健康和对异国文化尊重为宗旨的东方主义艺术。

对东方美学的借鉴

除了对异国风土人情的描绘，东方主义艺术进一步体现在对东方建筑图案、家具、服饰、装饰艺术等美学元素的借鉴。来自东方的工艺品在欧洲人眼里是古朴的、未经工业资本主义侵蚀的。比起缺乏设计感和整体感的工业化产品，前工业社会的产物更具设计与美学的纯粹性。英国建筑师与设计师 欧文·琼斯（Owen Jones）对一件印度工艺品做出如下描述： “这是一个仍然忠于自己的艺术、宗教、习俗与思想的民族的产物……毫无争奇斗艳的痕迹；每个图案都自然而然诞生于真实情感与诉求。” 因此，来自远东的工艺品受到欧洲精英阶层的狂热追捧，成为新式艺术与设计理念的不竭源泉，也逐渐发展出中国风（chinoiserie）、日本风（japonisme）等艺术潮流。

中国风作为一种盛行于18世纪欧洲的伪中式风格不但包含欧洲人对中国瓷器各式各样造型与釉色的模仿，也诞生出一种被称为“中国-法式”的洛可可艺术。这些艺术家中的绝大多数都从未去过中国，而是根据欧洲对神秘异国的先入之见进行创作。中国风作品中有如梦如幻的风景、令人遐想的凉亭佛塔、也有穿着中国服饰的人物肖像，虽然有些直接复刻于欧洲市面上流行的中国商品，但多数源自艺术家的臆想。

日本风则始于1853年日本重新开放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日本出口瓷器、漆器、浮世绘版画、和服等商品大量涌入欧洲，对这一时期的艺术，尤其是印象派与后印象派，造成不小的冲击。美国画家惠斯勒在伦敦桥附近的一间中国茶室发现日本版画后，将东方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法融入作品。莫奈在荷兰一家香料店中首次遇见用作包装纸的日本版画后也被日本艺术的魅力所折服，画下妻子穿着日本和服、举着团扇、站在榻榻米上的模样。不同于直接挪用日式元素的艺术家，德加则是吸收了日本美学的独有特色，将延长的画幅比、非对称构图、抽象的色彩与线条、空间的留白等融入自己的舞女画中。

Young Women Looking at Japanese Objects

James Tissot, 1869-70

La Japonaise, Claude Monet, 1876

La parisienne japonaise, Alfred Sttevens, 1872

Dancers in the Rehearsal Room with a Double Bass, Edgar Degas, c. 1882-85

“东方主义”无疑是西方铸造的概念。西方眼中的东方有基于臆想的虚构、也有基于现实的刻画，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有心悦诚服的仰视。但不可否认的是，“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凝视与想象，反过来塑造了整个西方世界，并对艺术史的进程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